屈原芈姓，屈氏，名平，自名正则，字灵均，是战国时期楚国左徒（副宰相）、三闾大夫、杰出的爱国诗人、世界文化名人。屈原第二次遭放逐来到桃江定居，与当地百姓友好相处长达十余年，桃江是屈原的第二故乡。
屈原为什么一生大起大落两次遭放逐？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奸佞争宠乱朝，谋害正直忠良之臣；二是楚王昏聩，偏信离间谗言。
屈原出生于楚都郢，与楚王同祖同宗，生活在战国中晚期。当时的楚国，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如同水火互不相容。改革派屈原早年受过优质教育，博闻强志，才华横溢，志向高远，为国家起草宪令，与君王共商国是，“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政治思想卓越，外谋深远计，力主联齐抗秦，以免遭灭国之祸；内奉旨起草撰修美政宪令，抑豪强，明法度，惩腐恶，致力于政治更新图强，“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赤胆忠心为国家效力，深得怀王赞赏和信任，同时也招来了与屈原同职级的朝廷贵族上官大夫的不满。
上官大夫，嫉贤妒能，不停地向怀王进言诋毁屈原，进而发展到强夺屈原奉君命起草的改革宪令，意欲以一己私利擅改宪令条文，遭到屈原拒绝。上官大夫怀恨在心，便在怀王面前谗言屈原夸功自诩，把自己凌驾于君王之上。怀王主政平庸，忠奸莫辨，轻信了上官大夫谣言，“怒而疏屈平”，不久屈原被放逐。楚怀王十七年春，秦楚大战于丹阳，楚军大败，失汉中。屈原被召回，出使齐国，以联齐抗秦。秦王惧，愿以退还被张仪施计掠夺的汉中土地为条件求和。怀王回复：我宁肯不要土地，只需抓到张仪治其罪就行了。张仪十分狡猾，答应独自入楚。到了楚郢，暗用厚礼行贿买通了怀王的佞臣靳尚，又以巧言令舌笼络了怀王的宠姬郑袖，怀王听信郑袖、靳尚之言，放走了张仪。屈原从齐国归来，闻讯大惊，对怀王说：“为什么要放走张仪？怎么不杀了他，留下了一祸根？”怀王顿悟，派员追杀张仪，但张仪此时早已远走高飞了。
顷襄王继位，怀王应秦王之约到秦国，屈原极力反对，说此去必定凶多吉少，去不得。保守派令尹子兰百般怂恿怀王到秦国后，受尽秦方羞辱，不久客死于秦。于是屈原和朝廷大员纷纷埋怨子兰不该让怀王到秦国去。子兰听了气急败坏，唆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诽谤屈原，屈原第二次蒙冤被流放。其后浪迹于洞庭湖南，历“沅湘间”“济沅湘以南征”。
沅湘间有资水，秦时名“益水”。一说益水为资水支流。《山川志》载：“益水，益阳县北十里许，地名马渡西湾，其水自县右过神山桥，包城。左背四五里至青草港，达于江。”后湮塞。水北置益阳县，故名。从地理位置看，“益水”即资水。“益水”一名出现在秦代。益水在秦以前是何称谓，有两种情形：一是叫“益水”，但乏据可考；二是也称“沅”。汉以前的资水，各河段称谓不一，例如邵阳一带，古称“邵水”，邵水以上部分，西源称“赧水”“都梁水”，南源称“夫夷水”。进入娄底地区的河段，古称“茱萸水”。 史料载，战国时期洞庭湖之南水系统称“湘沅”，《楚辞·九叹·思古》述：“违郢都之旧闾兮，回湘沅而远迁。”这“湘沅”的“沅”，就包括资水在内。《汉书·地理志》：“路山，资水所出，东北至益阳入沅。”《汉书》这句话至少向我们提供了三个史况：一、自汉代始有了资水一名；二、资水“入沅”，说明汉时的沅水，辖域非常广阔；三、资水在当时是沅水的一条支流。靠近洞庭湖的资水中下游安化桃江益阳沅江诸县河段，古也称“沅”，不过今日的沅水当时叫“大沅”，大沅支流资水的中下游河段叫“小沅”。资水中下游安化桃江一带，自古至今沿袭“小沅”的称谓。安化县靠近桃江地界处有镇名“小淹”。小淹命名始于宋代，至今不过几百年历史。耐人寻味的是，“小淹”这一称谓除官方、文人书面文字资料使用外，资江流域两岸百姓历朝历代以来口头称呼该镇普遍叫“小沅”而从不叫“小淹”，这一现象可以佐证“小沅”这一称谓古来就有，而且历代口口称呼相沿成习。从字面看，“小沅”最初是水名，被用作镇名则是后来的事。民间传说，历史上一个时期资江中下游河段曾被命名为“小沅”。后来官方规范地理名称，将称谓繁多的“小沅”干流自源头至出水口统一更名为“资水”。不过资水流域的百姓眷恋旧称，把“小沅”水名改作了镇名以资纪念。至宋代，有好事者认为以水名作镇名易产生歧义，遂利用谐音形近关系将“小沅”改名“小淹”。所改名称虽然词义发生了变化，但始终没有离开“水”。小沅称谓由水名过渡到镇名，其间不知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人们口头称呼“小沅”却历来至今依旧没有人改过口，足见“小沅”这一称谓在人们头脑里早已根深蒂固。所以民间传说位于安化、桃江、益阳、沅江的资江河段在历史上一个时期曾被称做“小沅”，应该不是信口胡诌之说。
到了秦代，秦人把“小沅”更名“益水”，意在避免大小沅水称谓混淆。资水得名，始见于《汉书》，南北朝郦道元《水经注》中已有专条介绍资水。屈原长居资水桃花江滨10余年而屈诗中只见“沅水”不见“资水”，原因即在于此。屈原历“沅湘间”而南，在当时交通闭塞的情况下，沅水湘水间唯有涉资水最便利南行，所以屈原当时“沅湘间”南行，就是沿沅湘两水间的“小沅（资水）”舟马兼用前往今日桃江县的桃花江一带。屈原长居桃江10余年，坐船在资水上下航行也绝非一次两次，《涉江》里的航行路线是经作者加工提炼了的行程图。
屈原《涉江》里有“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句。关于诗中的“溆浦”，专家历来有两说：一说即今日怀化的溆浦县；一说溆浦在资水中下游的桃花江一带，具体方位在今日桃江县马迹塘镇、武潭镇与汉寿县（该县古称辰阳、龙阳）交界处。由国务院授予“特殊贡献专家”称号的当代著名楚辞学家、中国屈原学会名誉会长蒋南华教授，楚辞学者胡则丘先生等专家经几番实地调研考察，都认为第二种说法更切合实际。
屈诗中有“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句。根据地理特征和文史资料考据分析，从沅水干流入口处到溆浦县相距近千里，屈原涉江，因沅水滩多流急，旅途风险巨大，凭当时的航运条件，诗人不会冒险走这条水路且很难由这条水路直达相距千里之遥的溆浦县，最多也只能在洞庭湖一带“浩浩沅湘”间迂回。如果屈原从洞庭湖出发，缘沅水干流溯行到溆浦县，行程千里之遥，沿途的桃源、沅陵、泸溪等若干县市众多大小地名就应该在屈诗中留有作者大量游踪，可惜这类游踪铁证在屈诗中十分罕见，以至于屈原以后历代诸多名家学者对屈原游历溆浦县一说产生怀疑做出否定。《唐书·地理志》载：怀化以溆浦一名立县，是在屈原涉江近千年后的唐高祖武德五年。所以有专家称，诗中的“溆浦”应该在距洞庭湖不远的桃江县域或与桃江县交界的地区。
笔者认为，《涉江》中的“上沅”行程，从诗中所描述的沿途人文地理景观看，已包括资水行程在内。例如诗人在《涉江》中提到了陆接舆（接舆髡首兮，桑扈臝行。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和凤凰乌鹊（鸾鸟凤凰，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诗中两处景观均是资水下游桃江地域内的重要事项。接舆，本名陆通，春秋时期楚国隐士，才华横溢，性耿直敢言，放浪形骸，不满邪恶势力，削发佯狂拒仕，史称“楚狂”，居楚南之湘山（今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境修山镇）境内明灯山，以须肤黝黑，当地老百姓历来亲切地尊称他为“陆黑爹爹”。史载有一次孔子慕名坐车访贤到修山明灯山，要见陆通，邀荐他出仕。陆通闻讯，得知来者意，特从孔子车旁路过，用歌声拒绝了孔子的邀请。陆通故去后，被当地百姓尊为印粑神，历来享受香火祭祀。今桃江县修山镇境内有陆通故居遗址。资水下游桃花江东岸有山名凤凰山，凤凰山上古木参天，每年农历三四月，成千上万只白鸦鹭鹊之类的候鸟从远方迁来凤凰山古林筑巢下蛋孵幼仔，游人前来观赏者，川流云集，历来是桃江县境一道特有的风景大观。屈原写《涉江》触发联想，脑海里再现涉资水时沿途所见所闻事相，借以抒情言志，表达内心忧国忧民的无限愁思和对奸佞小人乱朝的无比愤慨。
《涉江》述：“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据蒋南华先生考证，枉水发源于桃江县境，北流至常德德山西麓而入沅，其入口处大溪口即古“枉渚”。古枉渚位于汉寿县与桃江县武潭镇交界处，已湮失。“辰阳”一名“龙阳”，即现在的汉寿县，两地相距咫尺，“朝发”而“夕”可至。怀化辰溪县有个辰阳镇，与枉渚相距千里，乘舟溯行是不可能一日自枉渚到达辰阳镇的。文献记载，屈原第二次被放逐来洞庭湖南后，以桃江为根据地，早期涉江舟马并用，四处奔走八方游说，广泛宣传自己的美政理想，去过许多地方，其中就包括溆浦。我们认为，假如屈原真正到过怀化溆浦县，那么他沿资水溯行入溆浦县，比经沅水干流而入的可能性要大，因为由资水入溆浦县，比经沅水干流入溆浦县，行程要近得多，路也安全好走得多。
屈原第二次遭流放，仍“”眷顾楚国，心念怀王，不忘欲返”。前期，泛洞庭，济湘沅，发枉渚，宿辰阳，走溆浦，入桃江，以坦率赤诚之心频繁辗转各地，四处游说，不忘初心，以图实现美政理想，圆重拾破碎河山之梦。因朝中楚王昏庸，奸佞小人屡屡作乱，屈原有志救国却被无情排挤放逐，终因自身势单力薄，理想以落空告终。
屈原历“沅湘间”，“济沅湘以南征”，晚年主要活动中心地点在洞庭湖南的资水一带。上古，云梦泽（洞庭湖古称）面积极为广阔，桃江县东北的益阳、汉寿一带为水乡泽国，桃江地处云梦泽边沿。屈原是在渔父导引下来桃江的，屈原坐舟来桃江，水上交通便利。文献载，屈原第二次被流放晚年，在资水河畔的桃江凤凰山、花园洞等地隐居，边种花边著述，花以种兰为主。花园洞村民世代种兰的习俗，据说就是从屈原种兰开始的。在屈原看来，兰花为君子之花。诗人以兰花自况，表达对人类高洁品性的赞美与追求。他一生大量作品是晩年在这里完成的。太史公《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一文推断屈原的《离骚》是在他满腹牢骚，“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忧愁幽思”的心境下完成的，写作《离骚》的时间是屈原第二次被疏远流放以后。诗中说到楚王变化无常，楚国大厦很快就要崩塌。诗人这种悲愁情调，绝不是在他第二次遭流放初期就具有的，而是滋生于大失所望的晚期。《中国名胜词典》肯定屈原作《天问》的地点在桃江县而不在别处。《九歌•山鬼》描述：“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诗中所描述的自然环境，正是中国南竹之乡桃江满目青山都是竹的地理环境特征。桃江县境凤凰庙（祭祀屈原用）、花园洞（屈原隐居种兰处）、花家坪（屈原养花植草处）、书房村（屈原读书创作处）、下马坪（屈原停放车马处）、屈子钓台（屈原垂钓处）、天问阁（屈原祀神问天处）、花园洞屈英墓（屈原女儿墓）、三闾桥（屈原为便利百姓，捐资而建的石拱桥）等大量古遗址遗迹的存在，足以证明屈原在桃江生活的时间长，生活底蕴深厚，屈原深受当地人民群众的崇敬和爱戴。
文献记载，屈原曾涉足桃江县的名山九岗山。这首先可从屈原《楚辞·九歌·大司命》中见到行踪：“吾与君兮齐速，导帝之兮九坑。”这里的“帝”，指上古神话传说中的司命天神，掌管人间众生的生死。《周礼•春官宗伯第三》载：“大宗伯之职：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雨师。”《周礼》，西周周公旦著，可见西周时期就已风行祀奉司命天神并有了一套相当完善的祀神规制，至春秋战国时尤甚。“吾与”句全句意为：我与您一同快速前往，到九坑山上导迎司命天神享受祭祀。关于“九坑”一词，历代《楚辞》各种版本注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宋代著名学者洪兴祖《楚辞补注》注解说：“坑，一作阬。《文苑》作冈。补曰：坑，音冈，山脊也。”至前清，江苏训诂学家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注解说：“坑，同‘岗’。今长沙府益阳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桃江隶属益阳县）有九岗山。”《品诗文》注：“九坑：九州；一说为楚地之九岗山。”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志啸《<楚辞>注评》说：“九坑：九岗，山名。”这些注解正好与屈原被流放后长时间在桃江县一带生活的环境相吻合。
有注家将《大司命》中的“九坑”解读为“九州”，笔者不敢苟同。笔者以为，诗中已用“九州”一词（纷总总兮九州），在同一首篇幅不足二百字的短诗中，无需使用两个意义原本不同的语词表达同一概念。也有人把“九坑”解读为“九州的山”，笔者更觉不妥，因为注者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之兮九坑”前面有“导帝”二字。导帝，即“导请天神来某处享用祭品”的意思。周代习俗，祀神时，祀神人须向神明敬献供品，否则为不敬。祀者导迎天神下凡享用祭品得有一个固定的祀神场所，这是古人举行祭祀的一个基本常识。如果把“九坑”解读为“九州的山”，则九州山岭莽莽苍苍，无边无垠，山头无以数计，祀神者“导”无定所，天神“去”无定所，他就会无所适从，不知前往何山何庙宇享用祭品了。把“九坑”解读为“九州”或者“九州的山”，是不甚了解屈原当年生活的具体环境和撇开古人祭祀的基本常识作注所致。所以屈诗中的“九坑”，无疑是一座具体的山，也就是众多研究屈原的名家学者所说的湖南益阳桃江县的九岗山。
蒋南华先生更明确指出，“九坑”就是九岗山。他在《屈赋注解·大司命》中注道：“坑，同岗。九坑，即九岗山。此山在今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境，资水流经其下。离此山九十里许的凤凰山下有屈子钓台。”《山川志》载：“九岗山，位益阳县西二百里，九峰如简，屹立武潭津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民俗专家龙玉牛，楚辞学者胡则丘等对屈原上桃江县九岗山祭天祀神做过一番实地考察，在《凤凰山上凤凰神》一文中有相关说明：《大司命》中的“九坑”，是指桃江县马迹塘镇的九岗山。
桃江历来有每年农历六月初三日祭祀司命天神（桃江民间俗称司命菩萨、司命爹爹）的习俗。民俗以为，大司命是掌管寿夭的天神。屈原在诗中描述自己上山祀司命天神时，正巧遇上天气骤变，天空乌云滚滚，继而狂风暴雨大作（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令飘风兮先驱，使涷雨兮洒尘）。“玄云”，乌云；“飘风”，突起的大风；“涷雨”，暴雨。这种狂风暴雨的突然降临，正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每年农历五六月梅雨季节的气候特征。这说明，屈原登九岗山祀司命天神是在梅雨季节进行，这个时段正好与桃江地区传统习俗祀司命天神在农历六月初三的时间相吻合。屈原登九岗山祀司命天神，正巧在登山途中遇上了大雨，诗中描述的是人在室外见到的、感受到的景象。周代，人们祭神用的祭品，可以是牺牲，也可以是植物的茎叶花实。诗中写到屈原在祀神进入尾声时摘来一束麻叶，编结了桂枝，麻叶开着白花结着麻籽，屈原把它们作为供品敬献给即将离去的司命天神（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如今九岗山上仍然到处可以见到这种开满白花的麻叶。麻叶开花在盛夏，这也正好与桃江人农历六月初三祀司命天神的时间相吻合。所以屈原登九岗山祀司命天神，是依了桃江当时当地习俗，具体祀神时间在农历六月初三日或与之相邻的某一天。
屈原为什么要祭拜天神？因为屈原生活在盛行祭祀的上古时代。周人认为：祭祀天神、地祇、人鬼，事关国家命运、民族前途，故列排五礼之首。《礼记•祭统》：“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是说周代朝野最注重两件大事：祭祀与打仗。因历史局限，周人对大自然和人类社会复杂纷繁的现象难免缺乏科学全面深刻了解，认为世界由上天主宰，于是把生存希望寄托于神祇，渴望通过祭祀感动上天，让天神为国民祈福消灾。《楚辞》中大量的祭祀活动即为佐证。东汉学者王逸《楚辞章句》解释说：“屈原放逐，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明确指出屈原作《九歌》的时间是他被放逐于“祭祀礼乐其词鄙陋”的荆蛮地区之后。宋代朱熹更具体地说明了屈原作《九歌》的地点、时间和动机。朱熹说：“荆蛮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据1989年桃江县境腰子仑发掘的春秋古越墓群考证，桃江当时属越地，是苗瑶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语言、风俗与楚郢存在很大差异，故被时人称为“荆蛮陋俗”之地。屈原在诗赋中则称这一带为“僻远”之域。王逸、朱熹二公均断言屈原作《九歌》是在他被流放荆蛮陋俗之域洞庭湖南方后，从而从时间、地理上肯定了屈赋《大司命》中祀神所登之九岗即“沅湘间”的九岗山——益阳市桃江县的九岗山。桃江花园洞和九岗山两地均处资水东岸，相距仅几十华里，从花园洞口坐舟经资水溯行到九岗山麓不需一日即到。九岗山是湖湘传统名山，在桃江长居10余年的屈原去一趟九岗山祀司命天神，是情理中的事。
那么屈原祀天神为什么一定要上九岗山呢？原来上古时期，礼法对祭祀对象、内容都有明确规定。《礼记·王制》载：“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礼法对祀神场所也作了明确规定。《中国春秋战国宗教史》载：两周时期最隆重的祭祀礼仪为祭天。此外，天子、诸侯、大夫还可祭祀在其辖域内的名山大川。礼法规定，天子祭天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曰“宗庙报享”；二曰“南郊祭天”；三曰“泰山封禅”。即天子平时祀天神在庙宇进行；规模大一点，就到南郊举行；规模最大的祭天仪式在泰山举行。《齐侯壶》（亦名《洹子孟姜壶》）铭文记载：周代有天神四种：“上天子”“大巫司誓”“大司命”“南宫子”。当时庙制规定，天子以下官员祀天神须在庙宇进行。《楚与吴越文化异同辨》载：原始时代，越人祀禹，崇鸟，迷信灾祥；楚人流行龟卜。周代是一个文化相对开放的时代，可以开放性吸纳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风俗，同时中原地区的华夏文化也不断向四周各族扩散辐射，在宗教信仰上不断同化。这些同化为后来屈原流放益阳长居桃花江后登九岗山禹王庙祀司命天神提供了事实根据和理论依据。《大禹文化》史料记载：上古时，益阳县的九岗山、安化县的虎口崖，均建有禹王庙。益阳当地历来传说九岗山古有禹王庙，为纪念夏禹根治资水洪灾而建。庙内供奉夏禹、虞舜和司命神像。屈原此去祀神系慕名而往。屈原在《大司命》里说：“老冉冉既极，不寖兮愈疏。”这是屈原在感叹自己已临近生命尽头，衰老既至，不稍亲近久违的司命，会愈发疏远与神明的感情，犯下漠视神明的罪过。这就是当年年老体衰的屈原为什么会在天气瞬息万变的时段执意要去九岗山禹王庙祭拜司命天神的主因之一，也是屈原此次上九岗山祀神的强大内驱力。屈原“身遭放逐”，上九岗山禹王庙祀天神，意在“愬神明，陈己之冤结”，更是暮年不忘理想初心，“愁人兮奈何？愿若今兮无亏。固人命兮有当，孰离合兮可为？”意在祈求神明延长人的生命，佑助楚国志士仁人拯救楚社稷和黎民百姓。 诗人的一生，是无尽系念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一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诗中饱含着对祖国的人民无比深厚的悲悯与同情。诗人又意识到即使是司掌寿夭的神明，也无法改变人类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这种美丽幻想与残酷现实之间的矛盾，真切地反映出诗人暮年深深爱着自己的祖国而又渴望摆脱丑恶黑暗现实的矛盾心情。诗人在诗中将“九岗”写作“九坑”，源于两种情况：一是其时当地百姓口中的九岗，方言语音就读“九坑”。《说文》《辞源》皆言“坑”字最初源自《楚辞》，据此可以判断，这是诗人依据桃江当地当时方言语音为九岗新造的一个文字。《屈原•关于楚辞》说：“《楚辞》是中国最早的有着浓厚地方色彩的方言文学。”此说佐证不排除“坑”属于桃江地区古方言文字。二是包含匿居因素。诗人再遭放逐，当时处境较先前更为不利，为免遭更大迫害，暮年以桃花江花园洞为隐居场所，他不想在诗赋中透露自己隐居的真实地址，遂将“九岗”书作“九坑”。史料载，屈原生平年谱中晚年一段时间杳无音信，就是指他第二次被流放后暮年频遭朝奸小人迫害到抱石沉江以死明志的这一段时间。第二次被放逐初期，屈原受忠于美政理想热爱祖国情怀驱使，抗秦救国初衷不改，为拯救楚国危亡八方奔走，终因再次引来朝奸小人嫉贤妒能一路更大规模迫害，报国梦想彻底破灭。在当地百姓护卫下匿居花园洞隐姓埋名支着病体发愤著书，以充分表达他忧国忧民、眷恋故国的爱国情怀和“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屡遭朝廷小人暗算迫害的满腔愤恨；以抒发他对真善美的向往和对假丑恶的憎恶。屈原晚年的心情是孤寂悲苦的，他怨恨君王轻信谗言忠奸不辨以致国亡家破自己抱负落空。最后于顷襄王十六年（公元前283）农历五月初五日在绝望中抱石沉江汨罗。自此，在屈原伟大爱国悯民精神的感召下，缅怀、祭祀屈原的流风遗俗在中华大地长盛不衰。
屈原以益阳桃江县为第二故乡长居达10余年之久，与当地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古往今来，包括桃江人民在内的历代益阳人民虔诚景仰屈原，深切缅怀屈原，以梅山地区特有的文化形式吊祭屈原。《祀典》记载，旧时益阳县衙内及周边多祠庙，其中凤凰庙祀屈原，六贤祠祀屈原、诸葛亮、张咏、张栻、胡寅、蒋信，十九贤祠祀屈原、贾谊一、诸葛亮、关帝、陶侃、谢安、褚遂良、杜甫、裴休、张咏、唐介、胡寅、岳武穆、朱晦翁、张栻、真德秀、辛弃疾、李沛、蒋信。过去桃江县境盛行丰祀屈原，祭祀屈原的大型庙宇不下二十处，民间几乎家家户户神龛里供奉屈原偶像，人们虔心崇拜屈原爱国亲民、坚持正义追求美好的屈子精神，尊称他为“屈三爹”。每年端阳节期间，桃江县境大兴各种祭祀屈原的民俗活动，如挂菖蒲、艾叶，赛龙舟，赛游泳，坐游船，坐马车牛车，舞龙舞狮耍猫（虎），唱大型花鼓戏，演傩戏、木偶戏、皮影戏，等等；家家户户包粽子，烙大饼，吃油炸河鱼、鳝鱼挂面、黄瓜蒜头炖泥鳅，喝米虾锅巴粥，做酒会，制作各种美食珍馐以追悼屈原。经过历朝历代人民群众传承创新，桃江地区已形成了融祭祀、教育、山肴美食制作、土木建筑、果木花草培植、书画、美术、音乐、舞蹈、民俗等于一体的丰富多彩历久弥新的屈原文化活动系列。
屈原创作《楚辞》，抒写以“奔放的感情，丰富的想象力，烂漫春光似的词华”（郑振铎语），以神话式浪漫夸张比喻象征等艺术手法创作的“楚骚体”在中国文学史上开一代诗风。“惜诵以致愍，发愤以抒情”是屈原在《九章•惜诵》中提出的创作理念，其影响十分深远。近代国学大师刘思培在其《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中评价《楚辞》“忧深思远，上承风雅之遗，下启词章之体，亦中国文学之祖也。”毛泽东主席对屈原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存在的见证人。”屈原以其伟大的人格魅力屈子精神和空前绝后的文学贡献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高度敬仰。在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上，屈原与哥白尼、拉伯雷、何塞•马蒂被评选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湖南益阳桃江县也因此成了世界文化名人的第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