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这是一位青年以伟力之笔分割旧社会的开始。这位青年就是毛泽东！这是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的一段话。

图一《湖南省宪六法全文》

（上）驱张运动

那又是什么让我再一次听到了这声音的回响呢？这就是我县文物管理所珍藏的《湖南省宪六法全文》一书（图一），它是民国十一年益阳公民自治研究会仿印版，线本装订，它已穿透历史，面色变得焦黄起来，流落到今天可是位百岁“老人”了。虽然百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一瞬。可它传承的是我国有史以来首部正式颁布并被使用的宪法，十分珍贵。如果你能耐心聆听完它的全部历程，定会心潮澎湃！它承载的故事背景首先得从年轻的毛泽东领导的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说起：

时间回归到1918年3月27日张敬尧被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对湖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进行残暴统治，如：纵兵劫抢，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鸦片，限制舆论，勒索军饷，摧残教育等等，可谓是罪行累累，给湖南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民间开始流行着这样一首谚语：“堂堂呼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张毒不除，湖南无望。”湖南人民口中的“张毒”即是时任湖南督军的张敬尧，“一二三四”是指张敬尧和他的三个兄弟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张氏四兄弟肆无忌惮地鲸吞湖南人民的财富，除了建造华丽的督军府，还在天津置了不少房屋和地产，并有良田数万亩，张敬尧仅妻妾就有十三人之多。张氏兄弟的暴虐使湖南人民愤恨至极，认为“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随着五四风潮的雷声四起，震醒了许多沉睡中的湖南革命青年！旧中国的如磐铁幕遭到了强烈的冲击！时任修业学校主事、兼历史教员的年轻毛泽东正焕着风华正茂的英姿，五四运动的革命思想点燃了他心中澎湃的精神火炬，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热情！时下“五四”办报热潮兴起，毛泽东便与新民学会会员、时任湖南省学生联合会的主席彭璜等人商议，决定以湖南学联名义也创建一个有影响力的革命刊物，宣传新思潮，唤起民族觉醒。经过一个多月时间的紧张筹备，1919年7月14日，第一期《湘江评论》破啼出世。

在第一期创刊宣言的最后，毛泽东用近乎呐喊的声音这样写道：“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也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宣传、传播、研究、施行新思潮的办刊宗旨可谓一清二楚、毫不含糊。

青年毛泽东目光如炬，用如椽巨笔在《湘江评论》的方寸天地间，作文著述，针砭时弊，传播最新思潮，呼唤新社会。《湘江评论》一时风行，一股新风从湘江吹拂开去，传遍大半个中国。

《湘江评论》只存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前后出版了4期及1期临时增刊。《湘江评论》只编了5期，由于刚创刊投稿的人不多，因此绝大部分的文章都是毛主席写的。他夜以继日，共撰文41篇，长则近万字，短则几十个字。他挟风雷之笔，纵汪洋之势，令字里行间中呈现出无法阻挡的豪迈气势。篇篇文采飞扬、思想爆棚，紧贴实际，就像一把手术刀在解剖病人。其革命精神、战斗姿态，如刀枪火剑、惊雷闪电。对湖南革命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8月4日，第4号出版《湘江评论》因严厉抨击封建军阀黑暗统治、打倒强权政治、解放思想、冲决网罗的言论和主张，惹怒了当时的湖南军阀张敬尧。8月中旬，在他的授意下，军警搜查了承担《湘江评论》印刷任务的湘鄂印刷公司，查封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湘江评论》。包括已经印刷完毕，准备在8月11日发行的《湘江评论》第5号也被军阀查封全部没收。一份富有革命战斗精神的报刊就这样被封建军阀无情地扼杀在了初生的萌芽下！

只出了“4+1”期的《湘江评论》，却在五四时期的思想领域，甚至中国期刊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青年毛主席正是以主编《湘江评论》为标志，开始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张敬尧却蛮横地封禁了《湘江评论》。这些，给予了毛泽东强烈的精神刺激，使他激荡的心难以平静下来。当八月中旬张敬尧随之又强迫解散学联时，促使他开始考虑组织进行一场驱张运动。

1919年9月，毛泽东联合彭璜等人在湖南正式秘密着手发动驱逐张敬尧运动。这是毛泽东独当一面地发动起来的第一次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政治运动。他是以小学教师的身份成为了这场驱张运动的主要领导人。12月2日，长沙的学生、教职员和市民约万人，在省教育会坪举行焚烧日货行动，遭到张敬尧派兵暴力镇压，被捕5人，伤10余人。毛泽东召集新民学会和省学联及部分学校学生代表举行会议，决定在长沙各校实行总罢课。同一天，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衡阳、常德、郴州、广州、上海等处请愿联络。广泛争取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把驱张运动推向高潮。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亲自率领驱张代表团赴京扩大宣传，一行四十人，住在了北长街一个叫福佑寺的喇嘛庙里。这是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到京后，经与各方协商，组成了“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及“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毛泽东很注重新闻舆论的力量，又成立了平民通讯社，自任社长，每天编写一百五十多份稿件、呈文、通电、宣言，分送京、津、沪、汉各报发表。并在28日，组织1000余名湖南同乡在前门外的湖南会馆召开驱张大会。代表团在京先后进行过七次请愿活动。义正词严地向当时的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靳云鹏递送了《湘人控张敬尧十大罪》的呈文，全面地揭露了张敬尧对湖南人民的黑暗而野蛮的统治，要求撤职惩办张敬尧。

在京期间，一次偶然的机会毛泽东在他的老师黎锦熙办公桌上读到刊登于《国民》杂志上《共产党宣言》的前半部分，毛泽东为《共产党宣言》的内容和精神所震撼。他去拜访李大钊时，李大钊又向他推荐了一批有关共产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中文书籍，如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如此一来这次北京之行，无形间促使他初步树立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1920年5月5日毛泽东以“驱张”代表团成员身份从北京转到上海。在这里他认识了陈望道，有幸读到了由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单行本，使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再一次得到了升华。在毛泽东后来自述中他曾这样说到：“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其实在上海期间的毛泽东不仅在为宣传驱张运动继续努力，而且还在同步思考“湖南建设问题”。他曾多次前往拜访当时正在与共产国际代表酝酿建党的陈独秀，商讨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他在上海的住所安义路63号发起成立“湖南改造促成会”倡议。还在《时事新报》《申报》发表了《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湖南建设问题商榷》《湖南人民的自决》等多篇文章。如今上海安义路63号的毛泽东旧居展馆中，就有一份6月11日《时事新报》的影印件，上面有毛泽东撰写的《湖南人再进一步》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毛泽东深深感到，张敬尧走了，还会有新的张敬尧回来。根除的办法是废除督军，裁减兵员以推倒“武力统治”；以银行民办、教育独立、自治建设及保障人民权利等，达到“实行民治”的目的。表达出了他设想"湖南人民自决"的主张。

而驱张运动最终迫使张氏溜出湖南的，靠的还是直系军队和湘军的武力威胁。1920年6月，谭延闿、赵恒惕率湘军步步逼近长沙，张敬尧只好灰溜溜地退出湖南，张敬尧对湖南的统治也到此结束。

驱张运动取得的胜利壮大了湖南人民的革命力量，并给全国的革命运动带来了很大的鼓舞和推动。随后毛泽东、彭璜等人又相继推动了一种主张废督裁兵，公民制宪，实行民治的湖南自治运动，谋求改善湖南的政治环境。

1936年，毛泽东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在湖南，这个运动（驱张）得到了相当的成功。张敬尧被谭延闿打倒，并在湖南成立了一个新政体。”“驱张”是一个系统工程，它的成功，有着当时全国各政治、军事集团角力的大背景，但“民间系统”的设计师和主要指挥者，毛泽东当之无愧。“驱张”成功后，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新星出现在湖南的历史舞台上。

（中）湖南自治

20世纪的中国正处于封建的残局之下，军阀专政，从“二次革命”到“护法战争”，新生的民国被撕裂，出现了南北两个政府。各省人民因不堪军阀的垄断之苦，奋起而争取自由。湖南又处在南北的战略要冲之上，时常无端遭受战火，更是饱受着战争摧残，已是疮痍满目，湖南人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苦苦寻思新出路。驱张之后，湖南籍官僚谭延闿入湘主政。此时又恰逢南方护法军政府开始渐趋解体，北方的军阀混战也无暇插手湖南事宜。在这种情况下，湖南以毛泽东、彭璜等为首的一批反对专制、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主义者都认为是实行“湖南自治”和“施行民治”的有利时机。而谭延闿为了在湖南站稳脚根，也提出了"湖人自治"的口号。于是，湖南随之掀起了—场声势较大的自治运动。

毛泽东与谭延闿虽都主张湖南自治,但两人一个是官治派的代表,一个是民治派的代表。区别在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自治运动"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 。他们的目的是反帝、反封、弘扬民主主义、推进中国的现代化、特别是政治制度层面的现代化进程。故其关注的重点是引进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去除封建专制，废督裁兵，变武人政治为民主政治，代表的是“民治”。而谭延闿关注的重点 ，乃是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限，竭力营造“国中之国”；而对于自治的核心内容——民主政治的原则，则极尽阉割与虚化之能事。对中央倡言分权，对地方则实行集权。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抵制北洋军阀势力的卷土重来，维护地方军阀的利益，巩固自己的统治，代表的是"官治"。两种"自治"不可同日而语。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自然不可避免。然而，在那个时代的历史条件下，两者却能有着相互为用的一面。

而驱张胜利后的谭延闿则吸收了梁启超宪政思想，听取了熊希龄建议。梁启超认为"无宪法无以为国"，"无论如何，宪法早一日出现，吾民总可以早得一分之保障"。熊希龄密电谭延闿说：“湖南应当超然于南北战争以外，乘此统一未成之际，宣布湖南实行自治，选举人民代表，制定省自治法，然后提交全省公民投票表决，湖南首倡于前，各省响应于后，由此达成联治立国。”

于是1919年7月22日谭延闿以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督军的名义，向全国发出“杩电”,宣布湖南自治。一方面，表示要“顺应民情”，实行民治，采民选省长制，以维湘局。提出今后省长要湖南人自己选举,不再由中央政府任命,还要制订省宪法!谭延闿称其叫作"湘人治湘"。并提倡“联省自治”的概念，仿照美国联邦制，由各省自制省宪法，实行自制，号召召开联省会议，成立联省自制政府。但谭延闿的“湘人治湘”并不是人民所想象和要求的“自治”。毛泽东等民众主张的是由人民直接选举人民宪法会议代表制宪。而谭延闿是紧握制宪权，想仅由省政府、旧省议会的人起草湖南自治法。谭氏如此做，有他个人的迫不得已——湘军虽然驱逐了张敬尧，但并无实力保全湖南，皖系蠢蠢欲动，欲打着“武力统一”的政治旗号卷土重来，谭氏亦不得不以时下盛行的“联省自治”来抵御，用全体湘民的公意，将北洋的武力阻止在省门之外；再者，国民党在广东积极运作武力北伐，必欲取道湖南，能够阻止国民党势力侵入湖南的，也唯有诉诸湖南全体民意的“湖南自治”，以求得自保一方平安。他所谓的“联省自治”，有着两个层面的涵义：

1、各省自行制定省宪法，依照省宪法自行组织省政府治理本省；

2、在各省自治的基础上，由各省选派代表，制定联省宪法，以实现国家的统一。

毛泽东7月初从上海回到湖南，为进一步从群众中发动争取真正民治的运动，启发民众、揭露统治者，提倡湖南人民自决，与谭延闿的官治相对立。便运用他在湖南《大公报》做特约记者的身份，自9月3日起，在《大公报》上第二版开辟“湖南建设问题”专栏。对“湖南自治”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层面和操作层面的探索。至10月11日一个多月之内，个人或联名的名义连续在长沙、上海等地的报纸上发表了10余篇文章，说明自治必须是人民的自治，以人民为主体。

他专栏首篇《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一文，中写道：“中国呢？也醒觉了（除开政客官僚军阀）。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短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

湖南呢？至于我们湖南，尤其三千万人个个应该醒觉了！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我曾着实想过，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行。湖南人没有把湖南自建为国的决心和勇气，湖南终究是没办法。

毛泽东在这里阐明了他先分省自治，后解决全国总建设的观点。倡导“湖南共和国”！因此，他呼吁：“我们应该努力，先以湖南共和国为目标，实施新理想，创造新生活，在潇湘片土开辟一个新天地，为二十七个小中国的首倡。”一时间，把长沙城内，乃至全省都闹得沸沸扬扬的。激发了湖南士绅学子对谭延闿“湘人治湘”政策的强烈剖析和批驳。

谭延闿担心呼声日高的民众自治运动发展下去后，对他会产生不利影响，就匆忙地在9月13日召集“自治会议”，决定由省政府和省议会各推举若干人充任“湖南自治会”的起草员，来草拟一部“省宪法”，然后召开制宪会议。

毛泽东们与谭延闿之间存在分歧是必然的。谭延闿的自治，不过是在“南北夹缝”中讨生活，维护他们的“长治久安”——“湘人治湘”，而毛泽东们要的“民治主义”——“湘人自治”。

谭延闿官办自治的方案刚发表，毛泽东、彭璜和《大公报》主编龙兼公就动议搞一个民办自治的文件。稿成后题为《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这个文件利用谭延闿原来所作的开明姿态，承认谭延闿为首的湖南省政府“实在是一个革命政府”，认为在这“千载一时的机会”，由这个政府召开人民宪法会议是比较现实的。同时提出：人民宪法会议代表，必须实行直接的平等的选举，每五万人中产生一个。由人民宪法会议制定宪法，根据宪法产生正式的湖南议会、湖南政府以及县、区、乡自治机关。至此，“新的湖南乃建设告成”。这个文件于10月5日至6日在长沙《大公报》上公开发表，联合各界人士要求召集人民宪法会议，解散旧省议会，直接平等普遍地选举人民代表。签名者达三百七十七人，毛泽东为实施这个文件多方筹划奔走。7日，他参加湖南学联召开的省城各团体、各报馆代表联席会议，决定双十节举行自治运动游行请愿，推举毛泽东、龙兼公起草《请愿书》。8日，他又出席省教育会召集的“第二次筹备自治运动之各界联系会议”，到会代表四百三十六人，由毛泽东担任主席，详细讨论了宪法会议选举和组织法要点，并推举方维夏等将讨论结果提交湖南省政府。10月10日，长沙近两万群众冒着大雨上街游行。到达督军府门前时，彭璜等代表向谭延闿递交了毛泽东起草的《请愿书》，要求迅速召开人民制宪会议。谭延闿当面接受了请愿书，却在事后对其中所提的各项要求断然拒绝。

11月下旬，谭延闿尚未实现湖南的自治，就被他的爱将赵恒惕等人逼迫下野，并赶出了长沙。接管湖南的赵恒惕被广东军政府任命为湖南总司令（湘军总指挥） 。继续高举“湘人治湘”的大旗。他与省长林支宇宣布成立湖南制宪筹备处，发表“ 联省自治”、“ 自治立国” 主张，借以笼络人心维护地主官僚军阀的反动统治。

赵恒惕一开始就对民意进行打压，先是编造谣言，污蔑毛泽东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还想捣毁省议会。随即便把毛泽东召去警察厅诘问，还对彭璜发出通缉布告。迫使毛泽东不得不在《大公报》刊登《辩诬函》，郑重申明：“无论何人，不得于我之身体及名誉有丝毫侵犯。”但一场以和平请愿方式进行的好似与虎谋皮的自治运动，也从此一蹶不振，呼声渐渐淡去，了无生息了。

事后毛泽东在11月《“驱张”和“治”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 》一文说∶“自治运动只是简单的希望在湖南能够特别定出一个办法（湖南宪法），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对此次湖南自治运动作出了评价。

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使毛泽东认清了统治阶级与民为敌的本质，认识到政治改良这条道路是绝对行不通的，必须“另辟道路，另造环境。”

这样一种寄望于军阀理念，自然注定行不通的。毛泽东倍受打击，之后在他给向警予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道路在哪里呢？

时至1921年元旦，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举行新年大会，进行了三天热烈的讨论。彭璜、易礼容、陈子博等赞同毛泽东关于用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来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意见。经过充分的讨论，大多数会员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作出了抉择：“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事实的教训，使毛泽东终于摆脱开对社会改良道路的最后一点幻想，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的道路，他再也没有回过头。这次政治运动成为他最早的政治实践之一，特别是"湖南共和国 "方案也成为"工农武装割据 "的思想先导。

自然，中国革命的进程并未按照"一省一省"地解决的思路发展，但是，仍然走的是先部分解决而后总体实现的道路，即从建立小块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积蓄力量，星火燎原，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解放全国。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所创立的中国革命道路，所谓"农村包围城市"也是湖南自治运动中先分后合的革命方法的延续和发展。这条道路对武装斗争的强调，则是对湖南自治运动中主要依靠民主选举、议会斗争的做法的反思和批判。

湖南的自治实践具有不容低估的积极意义。一方面 ，它是中国人民在当时的背景下为了反军阀、争民主 ，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社会运动。反映了二十年代初期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中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 ，体现了反对军阀军割，要求民主自由，自主地管理地方事务的愿望，反映了他们企图以欧美资本主义模式解决中国问题的理想。

当时的湖南先进知识分子、社会名流、社会团体、新闻界以及下层民众对这场运动所做的努力和为了追求和平、民主和统一而进行的探索。是先进的中国人建构现代国家政体的一次重要尝试,孕育并开始形成能够转化为现实的现代国家政体理念。

（下）湖南立宪运动

1920年秋，蔡元培陪同杜威、罗素等外国知名学者前来长沙考察湖南“自治”，便提议湖南的自治宪法应聘请具有专业修养的学者来制定。蔡元培的意见得到了新督军赵恒惕的认同。

1921年元月，赵恒惕开始着手成立“湖南自治根本法起草委员会”，由省政府出面聘请省内外名流委员，起草宪法，最终名单如下：

王正廷（法学家，《临时约法》起草者之一）、蒋百里（军事学者）、石陶钧（军事学者）、彭允彝（前教育总长）、李剑农（联邦主义理论学者）、王毓祥、向绍辑、皮宗石、黄士衡、唐德昌、董维键、陈嘉勋、张声树等13人起草自治根本法。在委员会的成立会上，蒋百里发表了题为《论军事与联省自治》的开幕演说，明确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最良的政府，就是使人民能够自治。政治的要义，也就是使人民能够自治。”

1921年3月，赵恒惕就湘省宪法问题派人向梁启超请教，希望他对湖南的制宪予以支持指导。梁启超十分高兴，立即为湖南起草了《省宪法大纲草案》，作为湖南制宪的依据。得到梁启超的大纲草案后，蒋百里等委员于3月20日开始起草《湖南省宪法草案》，学者们在岳麓书院闭门一个多月后，于4月20日宣告完成。

学者制宪之初，湖南省内议论纷纷，讨伐之声四起，视之为“包办宪法”的变异。但草案出炉之后，曾竭力反对“学者包办宪法”的湖南大公报主笔龙兼公却有这样一番新的评价：“这次起草委员会草拟的湖南省宪法案，我读了三四遍，觉得大体是很不错的。他的长处：第一是知道注重民权。看他规定人民权利义务，处处都从实质上划定界域，明白写了出来，不用浑括条文，替恶政府多留蹂躏人权的机会。这一章在本草案中，确实是特放异彩！第二是知道着眼事实，不务为高远之谈，使条文等于虚设；其有根据法理本应如此规定，而因他种关系即时又行不通者，则变通方法或展缓其施行期限。这都可以见得起草诸君的心思细致！第三是知道求实用不求美观。我起初是一个反对所谓‘学者制宪’的人，就是恐怕他们不甘心自贬‘学者’的身价，专门替我们起草一部‘好看不好吃’的宪法。今读本案，‘不好看而又好吃’的地方很多，这真是出我们意料之外。”这样“湖南自治”终于取得了法律依据。

宪法草案的拟订工作完成后，接着就进入了审查程序。1921年4月22日，各县议会推举的155名审查员组成“湖南省宪法审查会”开始审查《湖南省宪法草案》、《湖南省议会组织法》、《湖南省省长选举法》等六个法律草案。宪法审查会是一个年轻而又专业化的班子。 超过100人属于专门学习过法律专业或从事过法律事务工作，有56人在国内接受过新式教育；有35人曾留学日本或美国。其中来自郴县的省宪审查员陈俶是妇女代表，这是前所未有的。

宪法草案起草、审查之后，“公民总投票”是湖南省宪法获得完全的合法性的最后一道程序。最后的投票结果是省宪法获得了绝大多数省民支持，顺利通过。因为三千万湖南人确确实实希望依赖这部宪法，将自己拯救出军阀混战的泥潭。

《湖南省宪法》 分序言和正文 13章 ，共 141条，根据省宪，经选举，赵恒惕多票数通过当选为省长。1922年12月28日，赵恒惕正式向省议会宣誓“誓以至诚，遵守宪法，执行省长之职权。”由此就任由《湖南省宪法》所产生的中国首位“民选省长”。这是湖南实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直选”，选举了省、县议员和省长，组织了省务院。通过这些选举，组织了第一届“民选省政府”。

赵恒惕在任4年，坚守省宪，在当政期间建立湖南大学;建立纺织厂；拓宽省城街道;资助湘雅医学院、私立学校。湖南出现一个两年多无外力介入的相对稳定时期，人民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脱离了战争的苦海，

《湖南省宪法》强调男女平等。妇女与男子享有同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的规定，即便是美国也是到了1920年8月才赋予妇女投票权。充分体现了其民主性和先进性。《湖南省宪法》公布后，女界便投入了竞选议员的活动。各县均有当选，其中湘潭县当选的女议员最多，有7人。醴陵的王昌国当选为省议员，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性省议员。

1922年1月1日，赵恒惕正式公布《湖南省宪法》。于是，一部实行自治的《湖南省宪法》诞生了。《湖南省宪法》作为我国第一部被使用的省宪，有明显的局限；但也不失其成功、积极的一面，它反映了湖南省宪运动的宗旨，体现了中国地方制宪的水平。

公布之日，赵恒惕命人以黄纸书写宪法全文，张贴在一个特制的亭子中，由军警开道，用八人大轿抬着游行市街。还开放各个衙署，任人参观，“以示民主之意”。全省各机关团体和群众大庆三天。各地张灯结彩，宣传讲演省宪，并向全国各地发布通电宣言。长沙造币厂赶制了“湖南省宪成立纪念”的银币、铜币，以资纪念。《湖南省宪法》作为中国第一部正式通过的省宪声名远播。

1926年7月25日，把赵恒惕赶走的唐生智任新成立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宣布赞成国民革命。8月8日，唐生智向全省发出通电，取消省议会。湖南自治的局面就此宣告结束。

从省宪运动的前奏“驱张运动”到“官绅制宪”和“公民制宪”的斗争，到《湖南省宪法》草案的审查、投票、施行这一系列过程，每一个环节都渗透着强烈的民意诉求和湖南人民为了实现真正的地方自治和民治而所做的努力和抗争。

1920年代的湖南联省自治运动，作为人民探索地方民主政治的努力，虽然最后没有取得成功，但却可以说是中国在20世纪最有价值的一次政治尝试，因它将宪政、共和、联邦主义的制度进行了整合，为医治中国大一统的专制极权主义提供了药方。

我县文物管理所珍藏的《湖南省宪六法全文》一书，折射出的是那场运动的真实写照，它伴随党的风雨历程穿越了百年，似乎是为了感召我们以史为鉴、开创美好未来！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风起云涌的湖南自治运动曾经是那么有声有色的一幕。这一运动所涉及的诸多深层问题，辐射至社会的方方面面，一直延续下来。在国家结构形式上，湖南自治运动所倡导的联邦制的挫折与失败，为新中国实行单一制提供了历史借鉴。在中国国家结构形式上的昭示是联邦制并不符合中国国情。这深深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本文参阅：百度词条；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33卷 第1期 谭延闾与湖南自治运动  刘建强

图片来源：桃江文物管理所

(二审：莫 斌  监审：刘 鹏)